前一篇文章(《宋代茶法与第一“理科男”沈括》《普洱》杂志2015年第5期)说到沈括到杭州督察水利，抄了杭州通判苏东坡的100多篇诗词，弄回京城，打了小报告，和李定、舒亶、何正臣、李宜等所谓的“新法”人士，一起弄出个宋代第一文字狱“乌台诗案”，弄得苏东坡蹲了130天大牢，差点丢掉性命。沈括等人此举，实在阴暗，但并不无聊。他们硬生生从纯粹的诗词艺术里弄出一根政治的小辫子，扳倒了苏东坡这位“保守派”的干将。可苏东坡这位所谓的保守派干将，似乎有些不够格。为何?一个小小的通判，品级不过从八品，只比九品的县令高半品，换算成今天的级别，不过就是一个副州长，也就是副厅级干部而已，能有多大能量，犯得着花那么多心思一定要把他干倒吗?
当然得把他干倒了!精于算计的沈括等人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做这种烂事。干倒这位小小通判的必要性在哪里?不因别的，就因为他是苏轼，是著名的东坡居士。别的从八品小官儿反对新法不打紧，可苏轼这位从八品官小官儿反对新法就不一样了。此人的诗文太厉害，粉丝太多，连神宗的母亲，当朝太后都是他的超级粉丝!这样的人不搞倒、搞臭，任由他继续逍遥自在写诗文，四处嘲讽新法，造成的舆论影响太恶劣。还有，此人太有才，当朝文彩第一，仕途不可限量，不趁此时把他搞倒、搞臭，今后他高升了，就会挡了别人的路。所以，苏轼就这么倒了，130天大牢出来，发配黄州安置，做了个小小的团练副使，这是个从九品的小芝麻官，比九品的县令还低半级，相当于今天一个县的武装部副部长，可他这还“不得签书公事”，无事可做，有名无实。至于俸禄，那更是低得可怜。可怜到什么份上呢?宋代的另一位大文人，就是前面提到过无比赏识提携宋代茶学先驱丁谓的那位王禹偁先生(《丁谓，宋代茶学先驱》《普洱》杂志2015年第3期)，也曾做过这个官儿，穷得买酒的钱都没有，为了有酒喝，不得不帮人当枪手写文书。那苏轼当这个小官儿时穷得如何呢?《初到黄州》诗中，苏轼说自己：“只惭无补丝毫事，尚费管家压酒囊。”他的微薄俸禄，是用官家用剩的“压酒囊”来折抵的。每月折抵的“压酒囊”换成几文大钱，他就把它们挂在屋梁上，一文一文取着用。那种用钱的方式，哪里像一个大文豪?简直就是一个孔乙己!而他住的，也是只能寄居在一个叫“定惠院”的寺庙，时常“闭门谢客对妻子，倒冠落佩从嘲骂。”(《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》)。
可宋朝那会儿，已经算是文人的天堂了。苏轼虽然落难，被安置改造，可一不用蹲大牢，二不用强制劳动，三不用写检讨，四不用写思想汇报，还能领那么一份虽然微薄，但却能勉强糊口的薪水。最好的是，他居然还能有自由，闲着没事，可在黄州境内四处游走。他泛长江，临赤壁，写《大江东去·赤壁怀古》、前后《赤壁赋》，成就着文字江山上的不朽伟业。而文字的江山，也是苏轼唯一能够成就的事业。苏轼才华超迈，器识、议论、文章、政事，这做官的四大才具，他每一件都很突出，堪称天下奇才，也深得仁宗、神宗两朝皇帝的青睐。以他的卓越才具，做到宰相本不成问题。可他只勉强做了短短几年副宰相，并没做成什么实际的事业。这正如他自嘲的那样：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寄之舟。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(《自题金山画像》) 黄州、惠州、儋州都是苏轼的贬谪之地，他大半生的官宦生涯，就在这些地方辗转消磨掉了。这是他人生的大不幸，可却是中国文学史的大幸运!也是中国茶文化史的大幸运!我们常说，宋代，是中国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时代。可这种艺术化，不是凭空说的，而是得有具体的艺术化的命名活动的。说白了，就是得有艺术行为，并且是具有卓越影响的艺术行为灌注到日常生活中来。而中国古代，最具标志性、影响力的艺术行为，无疑就是诗词歌赋，也就是文学中属于诗的那个部分。这就是说，一种生活日用品，要成为一种艺术化的物品，必须经过无数诗词的滋养浇灌，被赋予诗意的生命性，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文化。而这，并不容易。细数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有几种成为了经过无数诗的浇灌，被赋予了诗意的生命性的物品?唯有茶而已!
在中国，日用物品之中，只有两样东西堪称文化而能令人信服。这就是酒和茶，它们都经过无数诗词的浇灌，被赋予了足够的诗意。酒文化的第一大功臣应该首推曹操。他的《短歌行·对酒当歌》石破天惊为酒文化命名，但酒文化命名的最终完成，则在唐代。唐代是一个诗意蓬勃，酒香四溢的朝代，无数诗人爱酒而诗，爱诗而酒，诗和酒已经水乳交融，再也不可分离。正是在唐代，尤其是盛唐的诗酒交融中，酒文化完成了最后的命名，今后的朝代虽有酒诗，但早已很难再出新意。而唐代诗人中，又有两位伟大诗人对酒文化命名的最后完成居功至伟，他们就是李白和杜甫。中国茶诗出现也很早，最早的茶诗据说是西晋左思的《娇女诗》，左思也是大文学家，可那首诗没甚名头。唐朝，茶诗多了起来，《全唐诗》收录的茶诗约有500余首，可茶诗还是不成气候，茶文化还是没有完成命名。虽然茶圣陆羽写了《茶经》，也写了茶诗，可陆羽只是一个小诗人，和卢仝等写了茶诗的小诗人一样没多大影响力。细数唐代诗歌，会发现茶诗是晚唐《茶经》出现之后才逐渐多起来的，盛唐李白、杜甫等伟大诗人钟情的是酒，而不是茶。他们即使偶尔写茶，但他们诗歌中无数的酒香还是让那缕茶香细若游丝，黯然失色。中国茶文化，呼唤一位伟大文学家来为它完成命名，盛开出璀璨精神之花。而在宋代，历史因缘际会，为中国茶文化准备了苏轼这位大文豪!苏轼年青时和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一起从四川出发，前往汴京应考。过陕西临潼华清池时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走进华清池，见到唐玄宗和杨贵妃，献诗数首，得到赞赏。醒后兴奋无比，知道自己一定会考上，因为梦告诉他，他就是宋朝的李白再来之身。结果他也如李白一般，得皇上青睐，但却不得重用。这是因为他骨子里和李白一般，有一颗非同凡响的诗心。而中国茶，在他的时代，正等着这么一颗伟大的诗心来点染，来浸润，来完成最后的命名!
唐代文化蓬勃张扬，酒气冲天，需要李白这样的狂诗人来歌咏。而宋代文化内敛含蓄，茶香四溢，需要苏轼这样外表佯狂，但内里沉静坚韧的诗人来书写。唐代文化尚酒，宋代文化尚茶，而茶酒之别，正是唐宋文化个性的差异。这正如葛兆光在他的《禅宗与中国文化》一书中说的：“唐代与宋代文人士大夫一热一冷、一粗一细、一动一静、一尚武任侠一修文主静。”儒释道三教圆融在北宋时期已经成为一种时代思潮，因而，北宋的文人较唐代相比淡泊、理智，也更平和、稳健，更“臻于成熟之道”。茶这种中国传统饮品所体现出的那种宁静深邃、淡泊雅致的特性与北宋文人的人生范式相当契合。在唐代主要被歌咏保健作用和疗渴功效的茶，开始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。因此，有了茶诗在宋代的空前繁荣。而造成此种情形，苏轼无疑起了核心关键的作用。他一生嗜茶，他性好品茗，更善品茗，借他的绝世高才，中国茶在他笔下生长出无限华丽的诗意，被赋予了动人的个性和灵魂。宋代茶诗流传至今1000多首，但其中最华丽动人的无疑出自苏轼之手。正是苏轼，用他的绝世才华，锦绣诗心，前所未有地为中国茶注入了华美动人的不朽诗性，最后完成了中国茶文化的命名!正是苏轼，最后完成了中国茶之魂的修炼!
来源：普洱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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